哲人答疑

最困难的事。有人问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你认为人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是最困难的?”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认识自己难,认识自己的不足更难。

       贵重的财物。毕阿斯出生于古希腊普里埃耶城。当普里埃耶城遭到围攻时,居民们纷纷带上自己最贵重的财物四散奔逃,只有毕阿斯一个人赤手空拳。居民们问他为什么这样离开时,他回答说:“因为我的一切都在我的身上。”是的,还有比生命更宝贵的吗?

       快乐的工作。有人问毕阿斯:“什么样的工作最能让人快乐?”毕阿斯回答:“挣钱的工作。”这是一句大实话,能够挣到更多的钱,才能更好地生活。

       安全的船。有人问古希腊思想家阿那哈斯:“什么样的船最安全?”阿那哈斯说:“那些离开了大海的船。”不走路,才不会摔倒;不航行,才没有危险。但船离开了大海,也就没有了存在的价值。

      永远的道德。有人问雅典的执政官梭伦:“为什么作恶的人往往富裕,而善良的人却往往贫穷?”梭伦回答:“我们不愿把我们的道德和他们的财富交换,因为道德是永远的,而财富每天都在更换主人。”靠作恶致富的人,内心肯定会非常空虚,而且富裕也绝不会长久。

      理想的家居。有人问古希腊的庇塔乌斯:“最理想的家是什么样子?”庇塔乌斯回答:“既没有什么奢侈品,也不缺少必需品。”这个回答很理智,也很聪明。奢侈品是给别人看的,必需品是给自己用的。打肿脸充胖子的人,永远也成不了“胖子”。

    健康的意义。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身体健康的重要程度,赫拉克利特说:“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战斗,知识就无法利用。”生命因健康而快乐,因疾病而枯萎。有了健康,才有一切。

       流动的河流。有人问赫拉克利特:“过去的事情能否更改?”赫拉克利特回答:“人不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流水会变,落花会变,时间会变,环境会变,什么都会变,什么都不能重复。

      不同的城市。有人问柏拉图:“一个贫穷的国家为什么也有富人?”柏拉图回答:“如果你把一个国家当作一个纯粹的国家那就大错特错了。因为任何一座城市都是两座城市:即富人的城市和穷人的城市。”城市是富人的城市,也是穷人的城市。而且到任何时候,穷人都会多于富人。所以城市的领导者在作决策的时候,一定要首先想到穷人。

      吃饭的区别。有人问大哲学家亚里士多德:“你和平庸的人有什么不同的地方?”亚里士多德回答:“他们活着是为了吃饭,而我吃饭是为了活着。”庸人享口福之乐,哲人享智慧之乐;庸人享物质之乐,哲人享精神之乐。

      道歉的好处。有人问政治家塞涅卡:“道歉有什么好处?”塞涅卡回答:“道歉既不伤害道歉者,也不伤害接受道歉的人。”道歉是一种美德,不仅能化解很多矛盾,而且会给自己及对方带来轻松和快乐。

      活着的意义。一个满脸愁苦的病人问安提丰:“活着到底有什么意义?”安提丰说:“我至今也没有弄清楚,所以我要活下去。”活着就是为了追求,为了探讨,为了知道自己还不知道的事情。也许,这就是活着的意义。

        (作者 青青    摘自《特别关注》201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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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接近诺奖的中国作家


虽然诺贝尔文学奖并不代表最好,世界文学史上很多公认的文学大师都与诺奖无缘,但正因为从来没有得到,所以我们才格外渴望。诺奖百年,中国有多少作家曾与之擦肩?

鲁迅
1927年,瑞典科学探险家斯文•赫定在中国考察时,曾经与刘半农相商,拟提名作家鲁迅为“诺贝尔文学奖”候选人。刘半农感到是件好事,便托鲁迅的弟子台静农写信探询鲁迅意见。当年9月25日,鲁迅回复说:“诺贝尔赏金,梁启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这钱,还欠努力。……我觉得中国实在还没有可得诺贝尔赏金的人,瑞典最好是不要理我们,谁也不给。倘因为黄色脸皮的人,格外优待从宽,反足以长中国人的虚荣心,以为真可以与别国大作家比肩了,结果将很坏。”

老舍
2001年,老舍先生的儿子舒乙透露,老舍在1968年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在入围者到了最后5名时还有他。最终,秘密投票结果的第一名就是老舍。但瑞典方面通过调查得知老舍1966年就已经去世,而诺奖一般不颁发给已故之人,最后那年是日本的川端康成获奖。

林语堂

林语堂也有四次诺奖提名的说法。第一次是1944年,林语堂用英文写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被国外评论界誉为“中国现代的《红楼梦》”。第二次是1972 年;第三次是1973年;第四次是1975年,国际笔会在维也纳召开,林语堂接任川端康成被选为副会长。会上,全体通过以国际笔会名义推荐林语堂获该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最终,那年获奖的却是意大利诗人蒙塔莱。

沈从文
诺贝尔文学奖终身评委马悦然曾表示,1987、1988年诺贝尔文学奖最后候选名单之中,沈从文都入选了,而且沈从文是1988年中最有机会获奖的候选人。但那时,沈从文刚刚离世数月,因此与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失之交臂。

巴金
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推选中国著名作家巴金角逐2001年诺贝尔文学奖,称赞巴金“为中国当代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他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他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着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被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但巴老家人拒绝了该会的推荐。

李敖
2000年,台湾媒体爆出新闻,说“李敖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其所著的历史长篇小说《北京法源寺》因此而洛阳纸贵,甚至连本来冷冷清清的法源寺也跟着火了。《北京法源寺》以清末戊戌政变为主题,展现康有为等人如何与腐败的时代对抗,发动维新与抵御政变。李敖后来解释说,任何大学的文学教授都有资格向诺贝尔奖委员会推荐人选和作品。

王蒙
2000年美国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曾提名中国当代著名作家王蒙参加2000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称其“是中国当代文学最具代表性的伟大作家、文艺理论家和思想家,他的巨大的文学成就和人格造就了他成为一代文化大家和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2003年7月 “全美中国作家联谊会”宣布,他们将正式宣布提名中国当代作家王蒙参加2003年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据悉,这也是该会连续第四年度提名王蒙先生参加诺贝尔文学奖的评选。

北岛
据说北岛在一九九六年以前曾多次进入终审名单,有一次投票表决时,只有一票之差。北岛一再落选,评委主要是从其诗歌的艺术成就着眼的。据说,评委中有人认为,北岛深受瑞典诗人汤斯托墨(Thomas Transtrromer)的影响,既然多次被提名诺奖的汤斯托墨尚未获奖,那么,北岛也只好搁置下来。这一说法如成立,也可见欧洲主义在作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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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言成首位获得诺奖的中国籍作家


从历史和社会的视角,莫言用现实和梦幻的融合在作品中创造了一个令人联想的感观世界。
  —瑞典文学院新闻公报
  莫言的作品十分有想象力和幽默感,他很善于讲故事。此次莫言获奖将会进一步把中国文学介绍给世界。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之一、瑞典汉学家马悦然
  综合新华社、中国日报报道 2012年诺贝尔奖奖项中最具悬念的文学奖,北京时间10月11日19时揭晓,中国作家莫言获此殊荣。这是中国籍作家首次获文学奖。
  与往年相似,评审委员会就本年度文学奖向媒体提供的新闻稿仅一页纸,实际内容仅两行文字。
  这段文字的核心内容涉及对莫言的评价,称这位中国作家“将魔幻现实主义与民间故事、历史与当代社会融合在一起”。
  在与新闻稿同时发布的4页纸背景资料中,评审委员会提及莫言的个人信息,包括生长和成长环境、职业经历以及写作历程。
  资料尤其提及,以家乡山东省高密为写作素材,莫言的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以二十世纪几十年为跨度,述及日本侵略军对作者家乡的占领。
  评委会介绍,“借助魔幻与现实以及历史与社会视角的混合,莫言创造了一个世界,所呈现的复杂程度令人联想起威廉•福克纳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
  福克纳是美国推理小说作家,代表作之一是《喧哗与骚动》,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马尔克斯是哥伦比亚魔幻现实主义作家,代表作之一是《百年孤独》,1982年获诺奖。
  而依照评委会的判断,本年度获奖者的特点在于,“在原有中文文学和口述传统中找到了出发点”。
  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由瑞典文学院主导。
  本年度获奖者将获得800万瑞典克朗(约合114万美元)奖金,颁奖仪式定于12月10日在瑞典举行。

  莫言其人
  莫言(1955年2月17日-),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中国当代著名作家。他自1980年代中以一系列乡土作品崛起,充满着“怀乡”以及“怨乡”的复杂情感,被归类为“寻根文学”作家。其作品深受魔幻现实主义影响,写的是一出出发生在山东高密东北乡的“传奇”。莫言在他的小说中构造独特的主观感觉世界,天马行空般的叙述,陌生化的处理,塑造神秘超验的对象世界,带有明显的“先锋”色彩。2011年8月,莫言创作的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本文来源:荆楚网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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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与这个时代的字


我们与这个时代的字

来源:三联生活周刊
关键字:文字,书写,现代艺术,科技

我们有时会发觉与文字之间的疏离:笔墨的书法早已不与日常生活发生任何关系;随着电脑输入的普及,我们甚至不再写字;书法课从学校教程中消失;电脑字库里出来的劣质字体占据了城市的大街小巷;汉字说简化就简化了,几千年的竖排一下子变成横排,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为文字哀悼或惋惜。正如台湾作家唐诺在《文字的故事》一书中所说,文字的发展,始终有偶然机遇。这个偶然机遇,包括了众多的任意无端乃至于错误(误想、误解、误读、误写、误传……),合理的东西对它有意义,荒谬的东西同样为它所吞下,化为发展材料。

如果将汉字视为一个生命体,它的演化有两种基本方式,一种是渐变,一种是突变。渐变,常常是由书写工具、材质的变迁引起。甲骨文笔画的硬朗挺拔,是因为刻在坚硬的龟甲之上;而金文笔画的绵软饱满,是因为金文是预先由黏土等制作于模具的内部后浇铸而成。隶书最初是刻在竹简上的(后来才用墨写),所以转折提笔间特别有一种雕琢的韵味。至于楷书的中正平和,是毛笔书写时代的字形逐步趋向规范和标准化的结果。宋体也不是某个设计师的设计,而是漫长的历史中,雕版工匠逐渐总结出的一套快速刻字的方法——将楷书变曲为直,钝笔变成三角,才形成了宋体最核心的造型元素。这不是一道命令下来改的,而是很自然的历史进程。一点一滴的演化,持续了数百年之久。起落笔的棱角,至今仍是宋体字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是刻刀留下的痕迹。

相比之下,政治常常是最强大的突变力量。秦王朝为了政治的需要,发布“书同文”的政令,在全国推行“小篆”。小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画线条,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便于书写的新字体。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更大的突变发生在半个多世纪前,国家推行简体字改革,2000多个汉字被简化和标准化。当年最早为简体字进行“整旧创新”的老专家们一直相信,汉字的笔画少了,每个人一生当中就节省了很多不必浪费的时间,可以把这些时间用在别的地方,是很有价值的。问题是,才不过十几年时间,用笔书写的文字大部分已被电脑文字所替代,今天再去论笔画的简繁多寡,几乎已经没有意义。

很多人反感简体字,理由大都是觉得它不美了。设计师刘治治却觉得简体字的问题不在“不美”,而在“无礼”。所谓“无礼”,不仅是指它抽离了旧文字中蕴含的传统中国式的情感迂回,更重要的是简化过程中的粗暴和不讲道理。而且,它不允许并置的存在,对过去是一种抹杀式的断绝。

在他看来,仅从视觉造型上来说,60年前的文字改革也是一次极其仓促的重构,从未征询过书法家或字体研究者的意见。这一点,当代的字体设计师们感触尤深。简化之后,汉字的框架变得很不稳定,视觉上的逻辑和标准遭到破坏,比如“广”这样的字,设计起来简直是噩梦。它是空的,根本站不住。上海以前有一个老牌子叫“正广和”,本来是很稳的,变成简体后,中间空了,没法填,显得很滑稽。再比如“言”字旁也是一个很难设计的偏旁,它影响的不是一个字,而是几千个字。

更糟糕的是,这一次简化很大程度上切断了汉字“表意”的文脉。“汉字并非只是象形文字,它在漫长的历史中累积了丰富的外延,疆界越来越宽广。一个字并非只是一个字,而是一句话、一个故事,甚至是一首诗。但简体字改革是以一种近乎残忍的方法,让它‘回归’到单纯的符号状态,只剩下识别的功能。它的疆界消失了。”

西方的文字从象形文字转化为拼音文字,一直被认为是文明的进步,因为信息传递的速度和效率都提高了。相比之下,汉字数量庞大,笔画繁复,难认、难写、难记;加之一字多音,一音多字,一字多义,一义多字,古今变异,方言俚语等等,的确是非常复杂的文字。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的小孩子,要像中国的小孩子那样,花几年的时间,死记硬背好几千个字。所以,有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精英们将中国的落后归罪于文字的落后,是象形文字制造了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阻隔,我们应该走拼音化的道路。这种对文字的工具主义态度,本是无可厚非的。文字最初的发明,就是为了很实用的沟通。问题是,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国人对文字的感情一向是超越于功能之上的。

只有在中国,书法被发展为一种最高形式的艺术。这种艺术,不仅限于美学上的概念,而且与宇宙生命相通。有人说,中国人通过书法完成了感知世间一切现象的能力:“点”如高峰坠石,“横”如千里阵云,“竖”如万岁枯藤,“撇”似风中竹叶,“走之”如海浪涌来……练习书法曾经是每一个受过教育的中国孩子的必修课程,这些字不仅构成他们今后理解世间万物的智性基础,一笔一画之间还涉及一种作为中国人的核心价值观的构建。他们从书写中领悟最初的为人处世之道,所谓“规矩”、“藏锋”、“欲左先右”……而正襟危坐的坐姿本身,就是学习一种对文化的态度。

李少波(湖南师大美术学院教授)告诉我,中国文字进化史上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君主对文字的特殊兴趣。为了巩固政权,君主多少与文字发生关系。秦始皇为了政治的需要,发布了“书同文”的政令,在全国推行“小篆”。小篆改变原先那种弯弯曲曲的笔画线条,整理出一种笔画匀整、便于书写的新字体。这是中国第一次有系统地将文字的书体标准化。在西方,彼得大帝、路易十四也曾专门为自己的政权设计或修改过字体。到了现代,又有纳粹德国强制推行“具有日耳曼传统”的“黑字母体”(Blackletter),最后以失败告终。不过,他认为,相比之下,中国的帝王对文字似乎更多抱有一种审美上的兴趣。唐太宗深爱王羲之的字,传言《兰亭序》就在他的殉葬品之中;毛泽东每日放在床边的书中,就有一本怀素的狂草。这种对于文字之美自上而下的崇拜,是书法在中国文化中地位如此尊崇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在民间,文字也获得最为世俗意义上的敬重与亲近。以前,山西人给老人过寿,会用面粉做出各种寿字。古代的窗户上,会把字做成窗格。无论多么贫穷的家庭,到了年底,总要贴一副对联以求喜庆吉祥。一些老人至今相信,有字的纸是不可以随便丢弃的。甚至有人把书法当成锻炼身体的方法。

“字如其人”的概念深入人心。对中国人来说,一个人用手在一个媒介上留下一些线条的痕迹,暗示了他生命的某些根本性的特征。拘谨、大气、刚强、端正、放肆、妩媚、苍凉……明明是关于人的形容词,也可以用来形容字,字与人之间是一种异常亲近的关系。在西方,一个人的签名有法律效应,而在中国,字可以映射出一个人的性格、情感甚至种种人生境遇的变迁。所谓“书,心画也”。晚明书法家傅山年轻时醉心于赵孟頫的书法,年长后深切意识到赵孟頫的道德问题,再看他的字就觉得“浅俗、无骨”,从而回归颜真卿,一位在平定叛乱中战死的唐代忠臣。当代艺术家徐冰则在不久前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他在Yahoo的创始人杨致远家中看到一卷赵孟頫的手卷,小楷非常工整漂亮,于是想到了中国人的性格,包括我们对礼仪的尊重、任劳任怨、柔中带刚、随机应变等等。他说,无论书法还是字体设计,真正的核心都是在寻找一种关系,在方寸之间找到笔和笔之间的关系。中国人的书法,第一笔生第二笔,第二笔生第三笔,第二笔是由第一笔的状态决定的,而最后一笔最重要,要找到全字的平衡。我们每读一个字,写一个字,就是完成了一个小的结构。所以,当书写文化行将消逝时,美国人最担心的是签名伪造的问题,因为字形可辨别度越高,伪造起来越容易;而中国人要忧虑的,却要远甚于此。

书写时代的结束,标志着人与字之间最亲密的一种关系的终结。与此同时,屏幕文化造就了另一种关系的可能性——我们不再书写文字,而是选择字体。只不过,与西方的10万种字体相比,汉字字体的选择实在乏善可陈。虽说是有300套字库,但大部分是吃老本,比如现在计算机上的楷体字就是来源于上世纪30年代的作品,宋体则是60年代上海印研所的设计。这些字体当初都是为纸媒而设计的,与今天屏幕阅读媒介之间有着不可避免的冲突。

本文中采访的大部分设计师都是从各自的立场与经验出发,试图在一种新的人与字的关系中重新寻找和整理汉字的美与秩序。不过,对刘治治来说,他更愿意欣赏和把玩简体汉字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当下的状态,觉得为当代设计提供了各种有趣的可能性。因为它的无礼,反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黑色幽默,可以为这个时代制造一些有趣、反讽和挑衅。

“凡受过现代艺术熏陶的设计师都明白,现代主义艺术或设计的流脉伴随着一种‘去美’,去的是‘经典时代的美’。经典时代的美是装饰的、叙事性的,希望做到人力所不及的奇迹,目的是制造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感。现代主义则是去美的。它是要造一种‘物’,所有人都可以消费,不分种族、民族、阶级。所以它追求方便与快捷,生产最大化。宜家就是典型的‘现代主义’——去装饰、集约化、普遍的可识别性,一种‘功能至上’基础上的美学。简体字也一样。去‘美’之后,汉字只剩下一个粗粝的框架。因为没有历史包袱,在这个骨架上再建构,反而变得更容易了。”

记者 陈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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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来了》——《裸体与服装》

《她们来了》又名《裸体与服装》,是牛顿于1981年发表在时装杂志《时尚》法国版上的作品,由两幅作品构成。从第一幅照片的画面看,四个青年女子先是身着臃肿的西服套装,以一种冷漠、目空一切的神态昂首阔步地向我们走来,而在下一幅照片中,他们却又以全裸的身姿,以与前一幅照片中完全相同的神态和步态向我们走来。通过这两幅照片中的女性们的重复的神态与步态和对女性身体前后不同的处理,牛顿给出了一种心理悬念与视觉震撼,令人感到一种莫名的紧张与兴奋。如果说,以往的时装摄影中出现的女性形象多是柔弱娇顺的窈窕淑女的话,那么牛顿这次出示的却是与之截然不同的女性形象。《她们来了》中的女性形象与传统的理性化了的女性形象大相径庭。他们一改往日的甜美柔顺,以一种咄咄逼人的气势,挑衅、进攻、扩张的姿态走向世界……总之,牛顿的女性形象表达了一种反理想化的倾向。他在赋予自己的女性形象以强烈的个性的同时,也赋予自己的时装摄影以一种鲜明的个人特色。

时装摄影从本质上来说是将身体与服装的匹配与调适予以视觉化的一种作业。在《她们来了》中,他通过这两幅作品的对比,说明身体与服装之间的复杂关系。他既以臃肿累赘的服装证明服装之于肉体的扼杀作用,又以富于侵略性的肉体来阐释服装的安全与诱惑的双重作用,反证缺少服装掩护的身体的危险性。《她们来了》又名《裸体与服装》,这也充分说明了他以服装说明身体,又以身体解释服装,以此阐明身体与服装之间的相互利用却又相互排斥的互动关系的意图。

《她们来了》这个标题一语双关。它既是就事论事地就画面内容而起的题目,同时又通过这个语气中满含期待与紧张的标题在暗示着什么。它既宣布了一种新的女性形象的出现与牛顿这么一个异端摄影家的登场,同时也预告了时装摄影中的一种新的审美观的诞生。可以这么说,以《她们来了》为标志,当代时装摄影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

赫尔穆特·牛顿,英文名Helmut Newton,德文Helmut Neustädter ,澳大利亚籍德国犹太裔,生前为世界上最著名的时装、人体和名人摄影家之一 。

《世界摄影名作》快读(程文超 张书珩/主编)介绍该作品时写道:

《他们来了》德文的题目是Sie Kommen ,听起来有种可怕的不祥之感,好像这些姑娘是一支侵略军的先锋。她们浑身一丝不挂,但是毫不在意,好像皮肤就是家常的衣装。牛顿主要模特儿们展示自己的时候表情冷漠,就像对着安迪-沃霍尔那种超然艺术家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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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儿子”说要开始练字了

很久没看儿子的微博了——过去看了大都不甚了了,所以就……
今天偶尔打开其微博,看到一幅小楷字照片,云:“练字第三天,感觉比第一天好些了,至少拿笔不那么别扭了。”
几天前曾收到他的一封邮件并附有一张小楷字照片,云:“爸,我准备正经练练字了,这是昨天晚上花了大概两小时写的第一篇小楷,姑且拍下来,留作将来的对比。看看是不是能坚持下来”。我当时第一感觉是惊讶——原来儿子的小楷还不赖,我就写不来呢!再就是在忙忙碌碌之中还能拿起毛笔写字也是可喜的的事。不过我倒是告诉他其实当今毛笔字已经没有什么实用价值了,但,作为修身养性以及调节整天面对电脑屏幕的紧张神经还是挺不错的。
我也姑且把这两幅小楷字留住,看他能坚持到什么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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